中國l型經濟的3種可能：臺灣模式、日韓模式和拉美模式
鉅亨網新聞中心(來源：和訊網)
20160125 11:53:21
未來3-5年，中國經濟將呈l型走勢，能否l得住取決於改革轉型和結構調整進展，這是一場改革和風險的賽跑。
2016年產能出清和去杠桿壓力大，很多傳統行業企業耗了這么多年可能熬不過去了，彈藥已經打光了，供給側出清的壓力越來越大，體制的剛性約束所能兜住的時間是有限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視窗可能已經不多了，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中國經濟的l型有三種演變前景：第一種演變前景：平滑過渡，類似於80年代中國台灣，邊破邊立，主動改革轉型。第二種演變前景：深蹲起跳，類似於1973年前后的日本和1998年前后的韓國，先破后立，危機倒逼改革。第三種是蹲下去起不來，類似於部分拉美、東南亞國家，破而不立，危機后不改革轉向民粹。
平滑過渡：類似於80年代中國台灣，邊破邊立，主動改革轉型。
中國台灣經濟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依靠美援推行進口替代的階段（1953-1960年）、出口導向型階段（1961-1972）、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階段（1973-1983）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的自由化和科技導向階段。
台灣的增速換擋發生在1985-1993年間。台灣1951-1989年的39年間屬於高速增長追趕階段，年均增速8.8%，1989年人均gdp達到9538國際元，相當於美國的41.4%，到達增速換擋的閥值時點。1990-2010年年均增長5.1%，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台灣的增速換擋比較成功，平滑過渡，沒有出現危機倒逼。
中國台灣在1987年前后面臨經濟增速換擋的客觀要求。80年代末，台灣勞動力成本出現加快上漲，住宅投資接近尖峰。1960-1993年期間住宅投資保持快速增長。隨著20-50歲置業人群的減少，到1993年，台灣地區的住宅投資形成（按照不變價格計算）達到尖峰，對應的城市化率為67.4%，人均gdp為13354國際元（1990年國際元）。之后，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階段基本接近尾聲，住宅投資逐步平穩甚至下降，經濟高速增速階段結束。
台灣大約在1985-1993年間平滑過渡到中速增長平台。與日韓危機倒逼式調整不同，台灣的增速換擋十分成功，呈平滑過渡。作者認為，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在於結構改革在增速換擋期之前已經基本提前完成了。
蔣經國在80年代初面臨內外部環境壓力，受使命感和緊迫感驅動，提前推動了政治民主化（放開黨禁）和經濟市場化（自由化改革）。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面臨低成本傳統競爭優勢削弱、耐用消費品趨於飽和、房地產長周期趨於尖峰等挑戰。
因此，在蔣經國推動下，台灣自1984年開啟了第二輪自由化改革，主要內容包括金融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公營企業民營化、1980年設立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財稅改革、土地改革等措施。台灣的電子資訊產業嵌到美國的產業鏈上，受益於資訊技術革命所帶來的重大發展機遇。
雖然台灣並未認識到增速換擋的客觀要求，但是沒有采取刺激性手段拒絕減速，而是采取了結構改革。由於制度改革和產業升級十分順利且提前完成，這就使得台灣在增速換擋期沒有經歷危機倒逼式調整，呈平滑過渡。
深蹲起跳：類似於1973年前后的日本和1998年前后的韓國，先破后立，危機倒逼改革。
日本的增速換擋發生在1968-1978年間。日本1951-1973年間開啟經濟高速追趕，實現了23年年均9.3%的增長，1973年人均gdp達到11434國際元，相當於美國的68.5%，到達增速換擋的收入閥值。增速換擋后，1974-1991年的18年實現了年均3.7%的增長，屬於中速增長階段。1991年人均gdp達到19355國際元，相當於美國的84.7%，步入前沿國家的低速增長區間。
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臨經濟增速換擋和動力升級的客觀要求：
1、日本房地產長周期出現在1969年前后。二戰后，日本人口出現了一次人口出生潮。自1960年起，日本的出生人口數量進入了第二輪上升周期，自1960年的160.6萬逐年上升（除1966年外）至1973年的209.2萬，之后出生人口數逐步顯著降低。
2、日本劉易斯拐點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自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隨著農村可轉移剩余勞動力的大幅減少，耐用消費品的廣泛普及，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條件發生變化。
雖然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臨經濟減速的要求，但是日本在1969-1972年間並沒有認識到增速換擋的規律性和必然性，采取了刺激政策應對，大搞列島改造，試圖把全日本各島都搞成三大都市圈一樣發達（類似中國前幾年中西部造城運動）。
日本在1969-1972年大幅投放貨幣，m2增速高達20%-30%，無風險利率高達10%以上。受刺激政策影響，日本通脹高企，股市房市出現明顯泡沫。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由於嚴重依賴外部資源、產業結構偏重，日本經濟受到較大沖擊，相對於歐美國家更加積極地進行調整。以1973年為轉折點，日本從刺激政策轉向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抑制物價、工資和資產價格上漲，擠出邊際上無效產能和無效資金需求，同時給企業在調整產能、壓縮成本、節約能源、技術創新等方面以壓力。
70年代后期，日本增速換擋取得成功，日本主導產業由高速增長期的鋼鐵、造船、石化等重化工業升級至中低速增長期的汽車、電子、精密儀器、機械等高階制造業。當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時，對日本而言便成為重大機遇，日本節能汽車和家電產品在80年代暢銷世界，甚至占領了美國市場。
在1973.3-1974.10期間，日經指數跌去了40%。自1974.10開始，日本股指在觸底后反彈並走牛。1974-1981年增速換擋成功后股市走出大牛市，日經指數進入慢牛、長牛。
韓國增速換擋發生在1989-2003年間。1961年樸正熙軍變上台，開始了追趕進程，1961-1996年間實現了36年年均8.8%的高速追趕。1996年人均gdp達到12860國際元，相當於美國的51%。經過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沖擊和1999、2000年的恢復，2001年以后進入中速增長階段，2001-2010年均增速5%，2010年人均gdp達到21701國際元，相當於美國的58.2%，基本邁入前沿國家。
進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支撐韓國高速增長的供求條件發生了基本面性的變化，面臨增速換擋和動力升級的客觀要求：
韓國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在80年代末，剩余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工業部門的潛力基本耗竭。加上1987年民主化宣言以后，工會活動活躍，勞資矛盾突出，工人工資水平迅速提高。同時，隨著韓國在半導體、電子、造船等產業領域的快速技術進步，逐漸接近發達國家的技術前沿面，引進消化吸收的空間縮小，面臨需要大量增加r&；d投入、充滿不確定性的創新風險。
韓國的房地產長周期出現在90年代中后期。韓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在 1970 年代初期開始顯著下降，1970-1990 年期間，每年人口出生數量從 101 萬下降到 65 萬人。因此，1990年前后20-50歲的置業人群到達尖峰之后回落，住房銷售和開工量開始下降。
1990年前后是韓國經濟減速的轉折點，經濟和出口增速出現了相當幅度的下降，制造業產值和就業比重達到尖峰，fdi開始外流。經濟減速導致重化工業產能過剩狀況加重，但是由於政府行政性干預廣泛存在，這加大了微觀主體對政府隱性擔保的預期，道德風險泛濫，“大馬不死”，過剩產能難以退出。
90年代初，韓國政府和企業並沒有意識到經濟減速的客觀要求，寄希望於通過放松貨幣刺激經濟重回高增長軌道，1992-1996年間（金泳三執政時期）韓國m2和cpi增速高達20%多。高通脹和資產泡沫進一步削弱了韓國競爭力。總體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使得企業比較容易獲得融資，陷入到產能過剩加劇與金融加杠桿的惡性循環之中，到1996年韓國前30大財閥的資產負債率升至80%。
這一時期由於受到財閥的游說，韓國政府加速了短期資本賬戶開放，財閥大量興辦非銀行金融機構，匯率升值和歐美低利率環境導致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流入。1992-1996年間韓國外債規模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到1996年已經達到1633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達到1000多億美元。而當時外匯儲備只有332.4 億美元（ 可用外匯儲備294.2 億美元），短期外債是外匯儲備的3倍。貨幣錯配與期限錯配不僅使得金融機構而且使得整個國民經濟都面臨巨大風險。
由於重化工業的過剩產能難以退出，產生了大量無效資金需求。負債率攀升推高無風險利率，1992-1996年韓國國債收益率高達14%左右，過高的融資成本對成長性產業產生了抑制和擠出效應。
由於無風險利率高達14%，企業利潤和roa受到擠壓，30家大財閥的平均資產回報率（roa）在1996、1997年只有0.2%、-2.1%，失去自我造血功能，1996年企業貸款不良率達到22%。因此，1992-1996年間股市長熊。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韓國，韓國金融危機從外匯危機開始，引發了資本外逃，並爆發了企業財務危機和銀行業危機，最終升級成全面的經濟危機。1997年30家大財閥中的韓寶、起亞等8家財閥破產倒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大幅增加。
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主要是因為在增長階段轉換期拒絕減速、改革遲緩所致。由於對經濟減速的必然性和增長動力轉換的必要性認識不夠，寄希望於通過擴大投資和負債繼續維持高增長，導致結構調整進展遲緩。金融自由化缺乏統一規劃和相應的監管機制跟進，提供了寬鬆的貨幣環境。對外開放的速度和順序失策，加上政府隱性擔保，導致企業對外負債快速攀升。實體經濟傳統產業的過剩產能不能退出，金融被迫加杠桿，低效投資和傳統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最終不得不以金融危機的方式終結
http://www.cnyes.com 鉅亨網
